控辍保学,到底难在哪?我亲眼见过的那些辍学边缘的孩子们

去年秋天,我去西南某县的一所初中做调研。校长指着围墙外的小山坡说,前两天还从那里“逮”回来一个娃。那孩子翻墙逃跑,不想上学。这不是个例。说实话,控辍保学四个字,写在文件上轻飘飘,落到地上却是沉甸甸的——它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,一个个摇摇欲坠的家庭。

为什么孩子就不想上学了?

很多人会脱口而出:穷呗。没错,经济是根刺,但现在的“不想上学”远比这复杂。我见过一个女孩,家里并不缺她打工那点钱,但她就是觉得坐在教室里像坐牢。她小声跟我说:“老师,我学不会,我坐在那里就想哭。”那种挫败感……你没法用一句“再坚持坚持”去打发。还有些孩子是被看不见的手推出去的——比如校园霸凌,或者老师不经意的一句“你怎么这么笨”。控辍保学,首先要保住的不是学籍,是孩子的尊严。

还有一层,是家长的观念。在一些地方,父母外出打工,爷爷奶奶觉得“读不读都一样”,甚至有人说“女娃识几个字就行”。这背后是集体性的短视,也是现实的逼迫——当教育回报显得那么遥远,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。对吧?

乡村留守儿童在破旧教室发呆
乡村留守儿童在破旧教室发呆

问:现在不是都有义务教育法吗?不去上学家长违法吧?
答:没错,法律是硬的。但你去村里看看,真要把家长告上法庭吗?基层干部和老师常常是“劝”字当头。一次家访不行两次,两次不行五次,带着米面油去,甚至帮着干农活。可有时你明明看见那个父亲眼神躲闪,他不是不想让孩子上学,是家里实在缺人手,或者那个孩子自己把自己当成了负担。这时候谈法律,就显得冷冰冰的。

劝返?有时就像拉锯战

劝返学生,几乎每个乡村教师都有一肚子故事。我一个朋友是镇小的副校长,他说最怕的不是学生跑了,而是跑回来了又跑。有个男孩,三次劝回,三次又辍学。最后一次,他直接跟着亲戚上了去广东的大巴。老师追到车站,硬是把人从车窗里拽下来——那场面,惊心动魄。可你猜怎么着?那个男孩现在在技校学汽修,每周主动给老师发微信。他说,要不是当年被拽下来,他可能现在还在流水线上。

但劝返仅仅是第一步。真正的坎在“保学”——怎么让回来的孩子坐得住、学得进?我们往往高估了劝返的胜利,却低估了后续的艰难。一个原本就学业落后的孩子,离开课堂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再回来,那种脱节感,足以吞噬所有信心。 你让他跟着原来的班级,他听不懂;让他降级,他又比同班高大半头,自尊受不了。说实话,很多学校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做个性化的补救。

乡镇初中教师课后为学生补习功课
乡镇初中教师课后为学生补习功课

问:那有没有什么办法,能真的留住这些孩子?
答:我看到一些地方在尝试“普职融通”的小小改革。比如在初二、初三,允许那些确实不适合走学术路线的孩子,每周抽出一两天去职校体验烹饪、园艺、汽修。不是让他们放弃文化课,而是让他们有个盼头,发现“原来我也能做点什么”。另外,学校里哪怕有一位能跟孩子聊得来的老师,都是顶住洪流的一块石头。很多辍学的孩子,其实只需要一个不否定他、愿意听他说话的人。

保学,其实是保住希望

保学,其实是保住希望
保学,其实是保住希望

有人问:控辍保学的目标不就是那百分之几的数据好看吗?这话说得刺耳,但也不全错。数据的确重要,可数据背后是活人。我见过一个女孩,家里穷得连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,趴在门槛上写字。可她眼睛里有光,她说想去北京。你敢说这样的孩子不需要被保住?我们保的不是冰冷的数字,而是每一种可能未来的火种。

这事儿,光靠学校不行。妇联、民政、关工委……名头很多,但有时候落到村里就是一张表格。真正有效的,是像一些地方试点的“一童一策”:一个孩子一个方案,有人定期跟进,解决实际困难。比如帮家人介绍就近的工作,或者链接公益组织提供助学金。这需要大量的协调与用心——而这恰恰是基层最稀缺的。

说到底,控辍保学是一场与贫穷、与偏见、与绝望的持久战。没有一劳永逸的秘籍。但是,每当我看到那些回到教室的孩子,哪怕他们最后依然考不上高中,至少他们在最关键的年龄没有在社会上飘着。或许,这就是意义吧。哪怕就那么一点点,也值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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